临近春节，六盘山地区乡间又要酝酿过年耍社火说仪程的事了。
民间说的仪程，有学者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说是春官词。根据典籍记载和民间传说，春官和仪程大致都产生于商周时期，但春官一词在典籍如《周礼》等中有“乃立春官宗伯”的记载，而仪程和仪程官只有“殷纣王留下耍仪程”的民间传说，一直到清朝晚期才在地方县志里偶有提到。
它们最初都是为了祭祀、驱瘟、祈福，从词源上讲，两者应该是同根同源。但“仪程官能否叫春官，仪程是否等同于春官词？”这个问题有待考究。在民间，两者本来是人人都清楚的，但由于一些学者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仪程叫成春官词，确定春官和仪程官是一个概念的不同叫法，使两者之间又模糊起来。笔者试想对两者作以下辨析，以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从两者自身的概念看，就不能等同。什么是“春官”？“春官”就是立春前后，行走在民间给百姓说春劝农、传授春耕知识的“说春人”，春官说春时即兴或半即兴说唱的诗性语言叫“春官词”；什么是“仪程”？“仪程”是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汉族民间的、在过年耍社火时说的一种口头文学或民间文学艺术，它特指在社火队伍游行或进入场地表演时，由一位被称为“仪程官”的人，以即兴或半即兴的方式向观众（特别是接待方）说出的呈吉祥、表祝福、表赞扬等内容的押韵的诗。一个是职业身份，一个是民间文学形式，怎么能像玉米苞谷、土豆马铃薯一样地称呼？
从两者的活动性质上看，春官的本质是说农耕春事，是对农家一年耕种的提醒和对节令、农业知识的传授，带有我说你听，然后你遵照着做的性质；而仪程官的本质是“图热闹”，带有我说你可听可不听，没有让你做的意思，但表达的祭祀、吉祥、祈愿、祝福等内容都是人人喜欢的，带有与民同乐的性质。
从两者的工作职能上看，春官起初是小官吏，后来是民间懂得农耕知识的人，他的职能是拿着春牛图说春劝农，让大家不误农时，掌握农事知识，根据节气科学种田，兼给大家送吉祥和送年历来换取些食物之类，春官是身份，说春是职业；而仪程官是村里临时推选出能说会道、能随机应变的人，带领社火队演出时举着羽毛扇说礼仪，表达吉祥、祝福等，没有什么职业，身份是临时做整个社火演出活动的“主持人”和“吉祥使者”，职能是让大家开心快乐。
从两者的词语搭配上看，春官作主语，是说唱文学的创作者，不是文学本身，后边搭配的是说春，说春时说唱出来的诗句“春官词”才是文学；而仪程通常做宾语（在特定情况下做主语），词语搭配是仪程官说仪程，它本身就是民间文学和文学样式（有节奏、押韵的诗），两者根本不能等同。
从两者说唱的时间上看，春官说春劝农主要是在立春前后，（当然不限于立春前后，全年都可以说），仪程官说仪程是汉族过春节耍社火和举行大型庙会时说（现在也可以在部门或单位举行大型活动时说），但时间节点是固定的。
从两者的受众对象上看，春官说春的听众是主管农桑的人和从事农耕尤其是关心农事的老农，听众人数可能是一个、几个或一二十个；而仪程官说仪程的听众包括社火演出人员和所有来观看演出的人，这些人没有职业、性别、年龄、人数的限制，听众常常是很多甚至人山人海。
从两者的身份要求上看，春官没有民族的限制，因为哪个民族都要从事农耕，通常都是识文断字、懂得节令变化和耕种知识的人（后来民间春官个别也可能不识字），而仪程官都是过春节时演唱秦腔地区的汉族群众扮演，不一定识字，只要脑子灵活记性好、能说会道又能随机应变，有胆量、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就可以，是口传心授。
从两者表现的功能上看，春官的功能是说春传授知识，说吉祥祝福等是为了博得听众的欢心以获得一些赏赐，后来春官说仪程（扮演社火春官）是没人再听说春的事，春官早已失业，跟随社火说仪程，已经完全丢弃了其职能责任；而仪程官的功能是进行沟通和祝福，让所有前来观看演出的人开心快乐，偶尔加入一些说春的诗句，也是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，让大家收获更多的快乐。
从两者的说唱方式和形式上看，春官说春可以独立行走，也可以跟随社火队，可以一人或几人结伴而行，可以说唱，说唱时环境一般要求清静；而仪程官在一个社火队里一般只有一人扮演，而且是社火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只能和社火队一起行走，不能独立行动，只说（或者吟诵）不唱，说的时候还需要配合敲锣打鼓、舞龙舞狮等给予节奏和鸣和，以此渲染气势，气氛越热闹越好。
春官说春虽然也进行简单礼仪，但不再在固定时日进行祭祀敬神活动，过程简单，没有繁文缛节的复杂程序；而社火仪程官在正月初一迎喜神后，要带领社火队到庙门前说仪程、叫山门并进庙敬神，之后还有跑堂、社火出庄演出三迎三送等复杂礼仪过程。
笔者从以上几方面试从学理上辨析说明，春官与仪程官、春官词与社火仪程，是同根同源的两个概念，并不是同名异称。只有把两者搞清楚，才能真正做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。（作者：尤屹峰 尤文虎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