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，农历五月初八，太阳刚刚在东山畔子探出半个脑袋，我家所有门框上都已经绿茵茵的了。柳条是母亲安顿好让我早上去折的，还带着清晨的水雾，艾草是从堡子后边割来的，也还带着露珠，一阵又苦又香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我双手在艾叶上捋了一把露珠，用它洗了洗脸，特别是擦了擦眼睛——老人们说，这一天的露水洗过的眼睛会更加明亮。

我挨个给门框上插柳条，母亲把艾草并在一起，用红线缠了，踮着脚插在门楣上。她有点吃力，父亲从后面伸手托了一下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母亲在灶房里忙了一早上，围裙上沾满了白面。案板上铺摊着母亲洗出来的荞面凉粉，白里透亮，像一块玉石。灶台上搁着两碗，切成了细条的，浇了醋和辣子油，蒜末撒在上面，白生生的，看着就让人咽口水。案板一角还有半盆酒麸子，闻着有股淡淡的酒香，那是母亲三天前就开始做的，算好了日子等我回来正好揭盖吃。

我忍不住挖了一勺子酒麸子汤喝了，一股酸酸甜甜的汁水沁人心脾。

父亲从屋后抱了一捆麦草进来，说要给我们做粽子。没有粽叶，他就用喷了水的麦草编成小小的兜子，把母亲和好的糯米和红枣塞进去，再用白线缠绕了，搁在大锅上的箐笆子里蒸。我趴在灶台旁看他编，麦草在他粗糙的指缝间翻来绕去，不一会儿就成了一个精巧的小篓子。父亲说小时候奶奶就是这么做的。

弟弟蹲在院子里剥新蒜，妹妹在旁边编彩绳。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五色的线，并在一起，用拧车子拧，不一会儿便拧成了一根长长的花绳绳。母亲给我们姊妹几个的手腕上都系了，连手指头和脚腕上也系了，给小妹的脖子上也系了。母亲说：“五月端午，一定要戴花绳绳，否则会被长虫咬的。”弟弟嫌不好看想扯下来，被母亲轻轻打了一下手背，他就嘟着嘴不吭声了，可没过一会儿又跑去跟妹妹比谁手腕上的那一段颜色更鲜亮，更好看。

灶火里的火苗映着母亲的脸，她的额角有细细的汗珠，鬓边几根白发被火光照得发亮。她一边往里添柴一边念叨：“你在镇上念书，经常吃不好也吃不饱，回来了就好好地吃些，走的时候多拿点。”父亲不说话，只是把蒸笼盖得严严实实的，又拿湿布把缝隙都糊住了，生怕跑了热气。

等到麦草粽子的香味从锅盖缝里钻出来的时候，一家人就在院子里坐齐了。凉粉、酒麸子、煮鸡蛋，还有一碟子韭菜炒腊肉，摆在炕桌上。麦草粽子剥开来，糯米被蒸得透亮，红枣的甜汁渗进了每一粒米里，咬一口，烫得人直呵气，可谁也不舍得吐出来。夹一筷子韭菜炒腊肉，放在嘴里嚼嚼，柔筋筋的。母亲把鸡蛋剥好了放在我们碗里，而她自己却只喝了一碗酒麸子汤汁。

她常常跟我们说她饱着呢，或者不喜欢吃这个，不喜欢吃那个……

门上的柳条在午后的风里轻轻地摆着，艾叶的苦香一阵一阵地飘过来。这个日子不是任何历法上的端午，可是院子里的笑声是真的，碗里的酒麸子是真的，母亲看着我们吃东西时眼角细细的笑纹也是真的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父亲忽然说：“只要人齐了，天天都是节。”

母亲听了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又给我们每人碗里添了一勺酒麸子。那只搪瓷盆里的汤水晃着金色的光，像把整个下午的阳光都盛进去了……

我生在大山里，初中是在20公里之外的镇上读的。

那时候，山大沟深、十年九旱的老家，生活困难，挨饿是常态。住校的我，挨饿更是常态。

不管是煮洋芋煮玉米还是黑面馍，因为住校得把一周的干粮带够了。到校后把它们归置在那个装“百宝”的木箱子里面，过不了周三就发霉变质了，特别是夏秋季。

洋芋和玉米一定要排到前头吃，它们最容易坏掉，而且它们坏掉后还扯着丝线，波及周边。那股子酸味霉味，直钻鼻子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恶心也要吃！反胃也要吃！

学校没有食堂，只供应开水，去迟了开水也会被打完。

排队打开水的阵仗真可谓壮观，有开水了，把已经变质的馍掰碎了往开水里一泡，一股霉味儿热气腾腾，撒点盐，将就着吃了。

家里人都知道这样的状况，母亲会在每个周六下午（那时我们上学是每周周六下午才放假），准备好了能想到的，家里有的各种吃头，只等空肚子的我步行归来，疯也似的去品尝。

咸菜是香的，萝卜是香的，馓饭是香的，面片子更是香的……

直吃到肚皮外翻！

也正是这样的原因，为了把“好的”东西留到周六吃，母亲常常会把节日也挪到周六来过，那些年的过节和过年，在孩子们眼里、心里可实在是掐着指头渴盼的——至少有好吃的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