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6年，我19岁，跟着同乡的包工头去了固原。
说是包工头，其实就是在工地上揽了点砌墙的活。我们一行12个人，从黔北的大山里出来，坐了整整两天的绿皮火车，又转乘了大半天的大巴，才到了固原。一路上，山越来越多，树越来越少，黄土越来越厚。有人说，这地方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嘛，都是山。另一个说，差多了，老家的山是绿的，这儿的山是黄的。
工地在固原城区附近，正在盖一栋楼，听说是福建援建的项目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“福建”跟固原有什么关系，但没往心里去——我关心的是每天挣多少钱，什么时候发工资，能不能攒够钱回去翻修老家的房子。
干活的日子重复乏味。早起、搬砖、和泥、砌墙，天黑收工，吃饭、睡觉。我年纪最小，很瘦，力气也小，别人一次搬8块砖，我搬6块还晃悠。工地上有个看门的老头，姓马，本地人，五十来岁，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黄土地。他看我干活吃力，有时候趁工头不注意，过来帮我搭把手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工头让他帮忙的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就是看不过眼，自己来的。
马叔住在工地门口的一间小土房里，屋里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个炉子，墙角堆着几袋粮食和几个坛子。他有个儿子，在外地当兵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他话不多，但爱笑，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一颗核桃。他叫我“小贵州”，我叫他“马叔”。
有一天我发高烧，烧得浑身发抖，起不了床。工头让同乡照顾我，给了我一碗白粥。马叔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，晚上拿来一个罐头瓶，里面装着半瓶黄澄澄的东西。
“这是我养蜂产的土蜂蜜。”他把瓶子放在我枕头边，“拿温水冲着喝，一天喝两回，退烧快。”
那时候，我没见过土蜂蜜，只见过家里偶尔买的白糖。那半瓶蜂蜜稠得像猪油，舀一勺放进温水里，慢慢化开，喝下去，嗓子舒服了，身上也暖了。我连着喝了三天，烧退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马叔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那瓶蜂蜜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舀一勺。
我想把钱给他，他不收。我说那我以后挣钱了还你，他笑了，说：“还什么还？你在外头，谁还没个难处？”
到了冬天，工程快结束了。有一天傍晚，我收工后在工地门口坐着发呆，马叔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烤洋芋，自己也拿了一个，坐在我旁边剥洋芋皮。我们俩就这么坐着吃洋芋，谁也没说话。太阳快要落山时，照在远处的黄土坡上，把整个坡都染成了橘红色。那是我在固原见过的最好看的日落。
“马叔，你们这地方，风沙大，又缺水，种啥都不好长。你们咋不搬走呢？”我问他。
他想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。
“搬哪儿去？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根扎在这儿了，搬哪儿都活不好。”
那年年底，工程结束了，我们回了老家。临走前一天，我去跟马叔道别。他从柜里翻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小袋干枸杞，硬塞给我。“带回去给你妈泡水喝。”他说，“你们那地方湿气重。”
我上了大巴车，从车窗往外看，马叔站在工地门口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，朝我挥手。车开了，他还在那儿站着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灰点，消失在黄土里。
后来我没再去固原。在老家找了份工作，结婚、生子，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。跟马叔通过几次电话，头两年还联系，后来他换了号码，就断了。我只记得他说过，他家的老房子在张易镇的一个山沟里，坐几元钱车票的中巴车就能到。
2025年秋天，单位派我去银川学习。学习结束后，我请了三天假，坐大巴去了固原。
说实话，一路上我没抱多大指望。我想象中的固原，还是那个灰扑扑的样子——黄土地、矮房子，街上跑着驴车，风一吹满嘴沙子。可大巴下了高速，进了固原城，我愣住了。
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固原。
宽阔的马路，整齐的行道树，路两边是一排排多层楼房，外墙刷着暖黄色的涂料，干净、明亮。街上有公交车、出租车，绿化带里种着我不认识的花和灌木。我让司机在一个看起来像市中心的地方停了车，走下来，四处张望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恍惚——像是走错了地方，又像是不小心走进了另一个时空。
我打车去了原来工地所在的地方。那栋我们当年盖的楼还在，但已经旧了，周围全是新楼，密密匝匝的，连成了一片。工地门口那间小土房早就不在了。我站在路边，想找到一点当年的痕迹，找了半天，只看到远处还剩一个黄土坡的角，半拉子被推平了，上面正在盖一所新的学校。
我去了张易镇。
镇子也变了。水泥路通到了每个村，路边立着太阳能路灯，家家户户的红瓦房整整齐齐，有的还装了太阳能热水器。我在镇上问了一圈，问到马叔。一个村干部模样的年轻人翻了翻本子，说马叔早几年搬到移民新村去了，给我指了路，还帮我打了电话。
我找到那个移民新村的时候，远远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晒太阳。走近了，我不敢认。马叔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但那双眼睛没变——浑浊里带着一点精光，像干涸的河床上嵌着一小块碎玻璃。
“马叔？”我叫了一声。
他眯着眼睛看我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小贵州？”他声音发颤，“真的是你？”
我蹲下来，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粗糙得很，像老树皮，但有力。
“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
“鼻子底下有嘴，一路问过来的。”
他笑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。
他把我领进家里。一个小院，三间正房，院里种着一棵枣树和几盆花。屋里亮亮堂堂的，铺了地板砖，有沙发、电视、冰箱，还通上了自来水。他老伴从屋里出来，端着茶水，又去厨房忙活，说要做一顿好吃的招待我。
我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四周，忍不住问：“马叔，这房子是……”
“政府给盖的。”他边说边指了指墙上贴着的一张画，画上写着“闽宁协作 移民新村”几个字。“福建援建的，不光房子，这条路上的路灯，村里的卫生室，还有镇上那所小学，都是福建帮助弄的。你看院里的水龙头。”他带我走到院里，拧开水龙头，清亮亮的水哗哗地流出来，“福建人帮忙打的深水井，水甜。以前拉一桶水要走十里路，现在一拧，水就来了。”
“三十年啦。”他说，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“日子是一天一天好起来的。早些年缺水，福建来的专家打了深水井，又引了灌溉渠。后来村里种冷凉蔬菜，福建那边找销路，种出来的菜直接拉到福建去卖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存款了。”
“你还养蜂吗？”我问。
他笑了，指了指院子角落：“养，就是养着玩的。现在不靠这个吃饭了。”
他说起村里的变化，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但我知道，这些变化对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——不用再喝苦咸水，不用再走烂泥路，不用再怕孩子上不了学。意味着一个“根扎在这儿”的地方，终于能让人活得更好了。
马叔的老伴端上来一盘手抓羊肉，一碗浆水面，还有几碟小菜。我吃了一口羊肉，还是当年的味道，又嫩又香。
临走的时候，马叔又往我包里塞东西。这一次不是蜂蜜，也不是枸杞，是一包他自家晒的杏干。
“拿回去给你媳妇和孩子尝尝。”他说，“这杏是村里新种的品种，福建专家嫁接的，甜得很。”
我站在村口，回头看他。他站在小院门口，朝我挥手，跟30年前一模一样。
我忽然想起当年问他为什么不搬走时的场景。现在我想，根还是那个根，但土不一样了。土被润过了，被浇过了，被一群从两千多公里外跑来的人，一年一年地滋养过了。
这次回固原，我没有喝到马叔的蜂蜜。但我看见了比蜂蜜更甜的东西。
福建有海，固原有山。山海不远，一罐蜜甜。（通讯员：简先宝）
作者简介：简先宝，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双龙乡中学高级教师，曾在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诗人》《诗词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