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中家乡那座土坯房，像一颗干瘪的土豆，嵌在西海固黄土坡干裂的土地上，承载着一段平凡而又艰涩的“老大”梦。姊妹中我排行老大，这个身份，从我记事起，就不是一个人的荣耀，而是一副沉重的家庭重担。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候家里很穷，十二口人挤在两间漏风的屋子里。父亲是民办教师，月薪七块钱。真正的依靠是生产队的工分和少得可怜的口粮。爷爷年轻时在民国政府当过差，成了我家的包袱和历史。每次发救济粮，我家总因此被落下。春夏之交，没了粮，我们跟着姑姑去挖野菜，苦苦菜、灰条、蒲公英，能咽下去的都往篮子里装。
最难熬的是冬天，家里没煤，只能捡干草、驴粪牛粪烧炕取暖。弟弟妹妹们挤在一床破被子里，我睡在最外边，替他们挡着风。冻得睡不着，就数屋顶的椽子，数着数着，天就亮了。父亲每天从学校回来，不管多累，都要给我们教些诗词。他说：“好好念书啊，只有走出去，就不用在土里刨食了。”
奶奶是那时候家里的“老大”，她生了九个孩子。奶奶硬是凭着有一双能绣花、能剪纸的手，领着几个姑姑战天斗地。她咬着牙供两个儿子读书，成了村里仅有的中学生。油灯让给儿子读书用，自己摸黑干活，一个人挣着两份工分。奶奶的身体就这么熬坏了。六十岁那年，患了半身不遂，第二年就走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：奶奶这一辈子，一个人扛着爷爷的历史和命运抗争。奶奶闭眼那年我十二岁，她拉着母亲和我的手，眼睛一直望着我的弟妹，我，使劲点头，她才慢慢松开手。从那一天起，母亲就成了家里的第二个“老大”。奶奶会绣花、会做鞋，母亲都学会了。她知道，这个家要撑下去，光靠巧手不够，还得有一副硬肩膀。母亲每天早上鸡叫头遍就起来。伺候一家人的吃喝，过着一个窝头掰成几瓣的日子。地里播种、锄草、收割，全是她。她能一个人背起一捆麦子。夜里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，全家人的鞋全是她一针一线纳出来的。母亲四十岁的时候，一只耳朵听不见了。对我们读书，她比种地还上心。她经常说：“字写端正些。”我们写累了趴桌上睡着了，她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，轻轻盖在我们身上，自己穿着单衣继续纳鞋底。母亲四十九岁那年病倒了，确诊直肠癌。大夫说即使手术成功，最多只能活三年。手术后母亲躺在炕上，瘦得脱了相。她对父亲说：“孩子们还没成家，我不能走。”从那以后，她像是换了一个人，换成一个要和命运打仗的人。治病只不过是坚持吃药，啥活儿都照样干。靠着毅力和坚韧，三年过去了，五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。今年她七十八岁了，手术后和癌症抗争了二十九年，不是靠啥灵丹妙药，是靠一口气——那口气叫“老大”。
母亲病倒前，父亲一直是个“外面的人”。教书，开会，调解纠纷。母亲一病，父亲变了。他担起了所有家务，撑着一座几间土坯房的没有经费的学校。母亲病后，他陪母亲一趟一趟往医院跑，医院的饭贵，他就啃自己带的干粮。那些年，他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裳。可自己的弟弟妹妹和孩子们读书、成家，一样没落下。有一回我问他：“大，你累不累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累。可我是老大，我不能喊累。”
姊妹辈里我也是老大，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了警察学校，毕业后进了消防队。发工资第一个月，自己留了十块钱伙食费，剩下七十块钱全寄回了家。在这个家里，弟弟妹妹们上学成家的花销，只要我兜里有，从没想过是我的钱。现在父母快八十岁了，家里的重担自然落到了我肩上。我是奶奶最疼的大孙子，奶奶常说：“长大了要当个好人。”后来她病了，后来我当了消防队长，出火警时总是第一个冲进去灭火救人。母亲管我管得严。夜里她做针线，时常催促我们好好写字，经常用纳鞋底的道理开导我们：“停下来前面的活就白干了。”
如今，爷爷奶奶走了，父亲母亲老了。可他们给了我最美好的品质，奶奶给了我困难面前不低头的骨气，母亲给了我战胜病魔的韧劲，父亲给了我该扛就扛的沉默，这些都成了我的魂魄。（作者：白旭东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