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夏陵陵区内含风格独特的9座帝陵、271处陪葬墓、北端建筑遗址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，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，铺陈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。

9座帝陵的墓主人，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。

1972年，宁夏文物部门对西夏陵开展考古调查。钟侃等考古工作者根据陵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，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确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。然而，有关这9座帝陵的墓主人，迟迟没有定论。

在当时的考古发掘现场，痴迷西夏文字的学者李范文对3270块西夏残碑逐一考释。6年后，李范文从7号陵碑亭发现的残碑中拼合出一块碑额，并确认上面的西夏文字为“大白高国护城神（圣）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”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在《西夏陵：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历史见证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西夏灭亡后，西夏陵墓碑遭到破坏，碑石残碎，被掩埋于地下。这些碑石虽已残碎，但其透露出的大量信息仍是研究西夏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、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，并多方面地展示出浓厚的中华文明色彩。如7号陵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字碑额译为‘大白高国护城神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’，可以确定该陵为西夏仁宗的陵墓。”

北方民族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杨蕤告诉记者，仁宗在位54年间，也是西夏辉煌的时期，靠外交手段赢得了和平。仁宗深受汉学儒风影响，推崇儒学，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，建立了基本的儒学教育机构，实行科举制度，并建立“太学”，下诏“尊孔子为文宣帝，令州郡悉立庙祀，殿庭宏敞，并如帝制”。“在仁宗的大力推动下，儒学思想在西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与推广。当时还创作出了《月月乐诗》《新集锦合辞》《圣立义海》等文学作品，编著了旨在普及臣民文化的工具书，既有沟通蕃汉的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，还有乡间私塾的识字蒙书《杂字》《碎金》等，由以战求生的武治转向了尊孔崇儒的文治。”杨蕤说，仁宗时期的和平让不同文化有了交流交融，中原文化对其影响日益深远。